作为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服务局（ERS）发布的首份将食品美元法（Food Dollar Method）应用于墨西哥的系统性研究报告，《An Application of USDA’s Food Dollar Method to Mexico》基于2003-2018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首次量化了墨西哥食品从农场到消费者的价值分配结构，并完成了与美国的跨洋对比。该研究以食品消费支出为核心，将支出拆解为农场份额、行业组价值增值和初级要素分配三大维度，揭示了墨西哥作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其食品价值链既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来区域一体化的深刻影响，又呈现出与美国显著不同的结构特征，为理解拉美农业经济体的食品经济提供了全新的量化框架。
墨西哥食品支出的总体特征：规模、结构与国际差异
从2003-2018年的时间维度看，墨西哥食品支出的宏观特征清晰展现了其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食品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始终高于美国，且支出结构呈现明显的“食品在家（FAH）导向”。2018年，墨西哥家庭食品饮料支出占总支出的35.0%，而同期美国仅为12.9%；其中，墨西哥食品在家支出占总食品支出的77.1%，美国则为56.3%。这种差异既反映了两国收入水平的差距（2018年墨西哥人均GDP约1.3万美元，美国约6.2万美元），也体现了消费文化与零售生态的不同——墨西哥大量家庭仍依赖小型社区市场和家庭制备，而美国的外卖和餐饮产业更为发达。
NAFTA框架下的贸易一体化对墨西哥食品支出的影响同样可量化。2003年至2018年，墨西哥食品饮料进口占国内消费的比重从13.4%升至18.4%，其中近九成嵌入进口为农业生产投入，近七成来自美国。进口的增长一方面丰富了国内食品供给，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墨西哥农业的投入结构，使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逐步提升。
农场份额：两国食品支出的农场端贡献差异
农场份额是食品美元法的核心指标，反映了消费者食品支出中流向农业生产环节的比例。研究显示，墨西哥与美国的农场份额整体差异不大，但结构因食品类型的不同而显著分化。2003-2018年，墨西哥食品在家支出的平均农场份额为22.1%，美国为24.5%；而食品外出支出的农场份额两国均较低，墨西哥为4.0%，美国为5.2%。食品外出支出的低农场份额源于餐饮行业的高服务占比，这与两国的餐饮文化直接相关。
更值得关注的是总食品支出的农场份额：2018年墨西哥总食品支出的农场份额为21.2%，高于美国的15.3%。这一差异主要源于墨西哥食品支出中“食品在家”占比更高，而食品在家的农场份额相对较高。同时，墨西哥的农场份额在2003-2018年间保持相对稳定，波动幅度远小于美国，这与墨西哥农业生产的小规模多样性特征有关，而美国则因农业科技升级和规模化生产，农场份额呈现更明显的周期性波动。
行业组价值增值：墨西哥与美国食品价值链的结构分化
食品美元法将价值链拆解为11个核心行业组，通过对比两国的增值份额，可清晰看到价值链的结构差异。以2018年食品在家支出为例，墨西哥的“农场生产+食品加工”合计占比达52.8%，而美国仅为36.2%；墨西哥零售贸易占比为27.5%，美国为25.7%；相反，美国的食品服务、批发贸易和专业服务（金融、广告、法律）占比显著高于墨西哥。
这种结构分化反映了两国食品价值链的不同分工：墨西哥的食品经济更依赖国内农业生产和简单加工，而美国则更依赖高效的批发零售网络和成熟的餐饮服务体系。具体数据显示，2018年墨西哥食品服务在食品外出支出中的占比达72.3%，美国为70.7%，两者在餐饮环节的集中度相似，但墨西哥的餐饮支出中，小型家庭式作坊和非正式业态占比过高，而美国则以连锁餐饮和标准化服务为主，这也导致两国餐饮环节的价值增值效率存在差异。
从时间趋势看，2003-2018年，墨西哥食品服务在总食品支出中的占比从9.2%降至6.2%，而零售贸易占比从23.0%升至25.5%，这表明墨西哥食品价值链正在逐步向商业化和规模化方向调整，大型零售企业在食品流通中的作用日益提升，替代了部分小型餐饮和家庭制备的市场份额。
初级要素分配：税收、劳动与进口的跨国对比
初级要素分配揭示了食品支出在劳动、资本、税收和进口之间的分配关系，也是区分发展中与发达经济体的关键维度。由于墨西哥国民账户中的“混合收入”（个体经营者和小微企业的收入）无法像美国那样清晰区分为劳动报酬和资本收益，研究仅对比了两者可比的税收和嵌入进口指标。
税收份额的差异最为显著：2018年墨西哥总食品支出中的净税收占比仅为0.4%，美国为3.1%。这种差异源于墨西哥增值税（VAT）对农产品和食品的减免政策，墨西哥对未加工农产品和有限加工食品实施0%的VAT税率，而对食品外出支出的VAT税率为16%；同时，墨西哥食品经济的非正式化程度较高，大量小微餐饮和零售业态未足额纳税，进一步降低了税收占比。
嵌入进口的份额则是墨西哥食品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指标：2018年墨西哥嵌入进口占总食品支出的18.4%，是美国（4.9%）的三倍多，且2003-2018年间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从13.4%升至18.4%。这表明墨西哥国内食品生产高度依赖进口投入，尤其是 bulk 大宗商品（玉米、大豆）和中间品（植物油、糖），2018年这类产品占墨西哥农业进口的56.4%，远高于美国的30.6%。
墨西哥食品价值链的特征总结与政策启示
美国农业部的食品美元法在墨西哥的应用，不仅提供了量化的价值分配框架，也揭示了墨西哥食品经济的核心特征：作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墨西哥的食品价值链正处于结构转型期，既受北美贸易一体化的推动，又受国内非正式经济和小规模农业的制约。其农场份额的稳定性、农业生产与加工的高占比，以及进口投入的高依赖，既展现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也隐含了潜在的风险——一旦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或进口政策调整，将对国内食品价格和生产造成显著影响。
从行业发展看，墨西哥需要平衡“生产导向”与“服务升级”，一方面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减少对进口投入的依赖，另一方面完善食品流通和餐饮服务的体系，优化价值链的增值结构。在劳动要素方面，国民账户的“混合收入”问题导致无法准确量化劳动报酬，未来的研究可通过收入分位数数据，进一步分析不同收入群体的食品支出和要素分配差异，为扶贫政策和农业发展提供更精准的依据。
此外，嵌入进口的持续上升，既反映了北美农业贸易一体化的成果，也提示墨西哥需加强国内农业的竞争力，尤其是提高饲料、种子等核心投入的国内供给能力，降低对美国等大国的依赖。而税收政策的差异，则为墨西哥优化食品相关税收制度提供了参考，在保持对农产品减免的同时，加强对高附加值食品业态的税收征管，既增加财政收入，也促进行业的规范化发展。
该研究还指出，墨西哥食品价值链的非正式化程度较高，小型家庭作坊和非正式零售仍占重要地位，这在推动消费灵活性的同时，也带来了食品安全和税收流失等问题。如何在非正式业态与正规体系之间建立平衡的政策框架，是墨西哥食品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课题。
结语
USDA食品美元法在墨西哥的应用，是跨经济体食品价值链量化研究的重要尝试，它不仅为理解墨西哥食品经济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也为中低收入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食品结构对比提供了可复制的方法。墨西哥的案例表明，食品美元法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中，可根据数据可得性调整指标体系，同时保持核心框架的一致性，为全球食品经济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扩展至其他拉美和亚洲经济体，探索发展中经济体食品价值链的共性与差异，为全球农业和食品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全面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