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经济体系中，农村家庭的能源可负担性与经济福利、健康水平密切相关。2020年代初期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农村家庭在能源支出占收入比例、核心燃料选择、住房能效适配度等维度均与城镇家庭存在系统性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导致农村家庭面临更严峻的能源负担与更广泛的能源不安全问题，也对农村经济活力与生活质量形成了制约。
农村家庭能源负担的总体特征
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服务局（ERS）的研究表明，2020年美国农村家庭的能源成本负担呈现显著高于城镇的特征。农村家庭平均将3.12%的收入用于能源支出，而城镇家庭这一比例仅为2.35%；农村家庭中能源成本负担率（即能源支出占收入比例超过6%的家庭）达25.6%，城镇家庭仅为17.2%。从区域维度看，能源负担随农村化程度提升而持续上升，最远离都市的非都县（农村-城镇连续代码为9）的能源负担中位数达4.16%，是都市核心县（农村-城镇连续代码为1，人口超100万）的近1.7倍。
进一步拆分能源支出结构后发现，农村家庭的高负担几乎完全由供暖成本驱动：农村家庭单位面积供暖支出达0.34美元，较城镇家庭高出26%；每千英热单位（BTU）供暖支出为0.19美元，比城镇家庭高出约36%。制冷支出方面，农村家庭反而略低于城镇，这源于农村区域整体温度更低、制冷需求更少，且农村电力价格略低，这使得供暖成本的主导效应更为突出，成为农村能源负担的核心驱动因素。
核心燃料选择的差异与成本影响
供暖燃料类型是导致城乡能源成本差异的核心变量。2020年数据显示，60%的城镇家庭以天然气为主要供暖燃料，而农村家庭这一比例仅为24%；农村家庭的主要供暖燃料为电力（占43%），其次为丙烷和燃料油，替代燃料的占比接近三分之一。
不同供暖燃料的单位能源成本存在显著差异：天然气每千BTU成本仅为0.011美元，电力为0.034美元（较天然气高出209%），燃料油为0.018美元，丙烷为0.020美元。这直接导致使用非天然气燃料的家庭面临更高的能源负担：使用电力的家庭能源负担率达20%，使用燃料油或丙烷的家庭这一比例更高，分别为27%和30%，而使用天然气的家庭仅为16%。农村区域天然气管道基础设施覆盖不足是天然气使用率低的主要原因，美国东北部和南部农村的天然气普及率仅为22%和23%，远低于城镇区域，且农村天然气价格与城镇差异极小，提升天然气接入率可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供暖成本。
住房类型与能效的结构性影响
农村住房的结构性特征进一步推高了能源成本，其中移动住宅的影响最为显著。2023年数据显示，美国农村区域的移动住宅占比达17%，而城镇区域仅为3%；移动住宅单位面积供暖和制冷支出达0.61美元，是公寓和独栋住宅的1.4倍和1.3倍，这一差异在控制供暖燃料类型后仍然存在，反映出移动住宅的能效劣势。
移动住宅的能效缺陷与其建筑标准直接相关：1976年美国实施了《预制房屋建筑和安全标准》（MHCSS），大幅提升了移动住宅的能效要求。1976年之前建造的移动住宅，单位面积供暖制冷支出达0.91美元，而之后建造的仅为0.54美元，降幅达41%。同时，移动住宅的供暖燃料结构更不经济：仅24%的移动住宅使用天然气，远低于公寓的41%，电力、丙烷等昂贵燃料的使用率更高，进一步推高了其能源成本。
气候差异与极端温度的成本效应
农村区域的气候特征也加剧了能源负担。2020年的供暖度日（HDD）数据显示，农村家庭年均供暖度日达4276天，远高于城镇家庭的3737天，这意味着农村家庭需要消耗更多供暖能源以维持室内温度；而农村家庭的年均制冷度日为1430天，低于城镇家庭的1654天，这一差异源于城市热岛效应导致城镇夏季温度更高，制冷需求更显著。
但由于供暖在家庭能源支出中占比远高于制冷（全美住宅能源消费中空间供暖占43%，制冷仅占8%），农村区域更长的供暖时间对能源成本的影响更为突出。这一效应在各 Census 区域均存在：中西部和东北部农村的供暖度日分别达6165天和6145天，对应的能源成本显著高于同区域城镇家庭；南部农村供暖度日为2600天，低于中西部和东北部，但仍高于南部城镇的2081天。
低收入农村家庭的能源不安全问题
低收入农村家庭面临更为严峻的能源挑战，2020年数据显示，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200%的农村家庭中，约70%为能源成本负担家庭，45%经历过能源不安全。能源不安全的表现包括为支付能源账单而放弃食物或医疗等必需支出（占比36%）、收到能源供应中断通知（占比18%）、无法使用供暖或制冷设备（占比14%）、住宅处于不健康温度（占比17%）等。
低收入农村家庭的能源负担与住房特征高度相关：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农村家庭，单位面积供暖制冷支出达0.59美元，较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家庭高出54%；约62%的低收入农村家庭居住在移动住宅，其中近三分之一是1976年之前建造的老旧移动住宅，这些住房的保温和密封性能普遍较差，进一步推高了单位面积能源支出。
此外，农村区域的电力供应可靠性也低于城镇：2020年，26%的农村家庭经历过超过24小时的停电，而城镇家庭仅为17%，停电事件更多由极端天气导致，农村电力设施的密度较低（电力合作社每英里输电线路仅服务7个客户，而投资者拥有的电力企业为35个，市政电力企业为47个），恢复时间更长。尽管农村家庭使用备用发电机的比例（29%）高于城镇（11%），但发电机的购置、燃料和维护成本增加了额外负担，且仅能部分缓解能源供应不稳定的问题。
不同群体的能源不安全差异
农村不同家庭结构的能源不安全风险存在差异：有儿童的农村家庭能源成本负担率为21%，与农村整体水平接近，但其他不安全指标更高，14%收到中断通知、18%放弃必需支出，这意味着有儿童的家庭需在能源支出与儿童健康、营养之间进行艰难权衡。户主年龄65岁以上的农村家庭，能源成本负担率虽高于平均水平，但能源不安全指标低于平均，这源于该群体更多依赖储蓄和能源援助计划来缓解压力。农村租户的能源负担和不安全问题最为突出，41%的农村租户为能源成本负担家庭，收入低于200%贫困线的农村租户中，61%为能源成本负担家庭，农村租户普遍面临家电能效不足、住房隔热差等问题，且由于租房合同的限制，难以进行能效升级投资。
政策启示与改进方向
农村能源负担和不安全问题的根源是结构性的，需要多维度的政策干预。首先，提升农村区域的天然气管道覆盖，可直接降低农村家庭的核心供暖成本，数据显示使用天然气的农村家庭能源负担比使用电力的家庭低约1个百分点。其次，针对移动住宅进行能效升级，尤其是老旧移动住宅，可大幅降低农村家庭的能源支出，参照《预制房屋能效升级》项目的经验，能效改造可减少移动住宅的供暖和制冷支出约20%。第三，完善低收入农村家庭的能源援助，扩大针对移动住宅租户的能效补贴和租金援助，缓解低收入群体的能源支出压力。
此外，农村电力基础设施的升级和抗灾能力提升，可减少停电导致的能源不安全问题，同时推广热泵等高效供暖技术，在无天然气覆盖的农村区域替代电力和丙烷，降低单位能源支出。这些措施不仅能缓解农村家庭的能源负担，还能提升农村生活质量，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早期2020年代的背景下，农村能源问题的研究揭示了结构性差异对家庭福利的深刻影响，推动政策制定者在能源基础设施、住房标准、低收入援助等领域针对农村特征进行针对性调整，以缩小城乡能源可负担性差距，实现农村地区的均衡发展。
原文链接：https://www.ers.usda.gov/media/29711/eib-300.pdf?v=79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