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农村全景(2026版)》核心内容解读:美国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新特征

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服务局2026年发布的《美国农村全景(2026版)》,是记录美国农村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年度权威报告,2026年恰好是该报告发布25周年,因此这份版本同时包含了近五年的发展趋势与过去25年的长周期变化数据。报告通过多维度地理分类框架,清晰勾勒出美国农村的多样性特征,揭示了近年来农村人口、就业、贫困、收入及住房等核心领域的变化规律,为理解美国农村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提供了系统的分析视角。

农村地理定义:从二元划分到多维度分类

农村概念的界定是农村研究的基础,报告开篇明确了农村定义的演变逻辑,即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城乡二元划分,而是通过地理分类呈现农村的内部差异。长期以来,报告采用非都市(非都市化)区域作为农村的核心定义,即根据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核心统计区划分标准,将人口少于5万的县划分为农村区域,其余为都市区域,这一划分构成了报告所有分析的基础。

为更精细地反映农村内部的多样性,报告引入了修改后的农村-城市连续编码(RUCC),将所有县分为四类:都市(中心都市县)、都市邻近县(毗邻都市、通勤依赖都市)、小城市县(拥有2万至5万人口的小型城市)、偏远农村县(不毗邻都市、无2万以上人口的城镇),这种分类兼顾了农村与都市的邻近度差异。同时,报告还基于经济结构对农村进行分类,将依赖农业、矿业、制造业、政府部门、休闲旅游及经济多元化的县区分开来,以分析不同产业结构的发展差异。此外,报告建立了九区域分类系统,打破州界,根据自然地理、经济与文化特征划分区域,更好地反映农村发展的区域共性。

从2003年到2023年的地理变化数据来看,美国农村区域正在发生动态调整:2023年,美国62.3%的县被划分为农村,较2003年的65.3%下降了3个百分点,这一变化反映了人口流动与通勤模式的改变,部分农村县因人口增长或通勤关系变得更接近都市。2003至2023年间,少数县实现了从农村到都市的转变,同时也有部分县从都市变为农村,不过数量较少,整体仍以农村向都市的单向转变为主,说明美国都市化进程仍在推进,但速度较为缓慢。

人口变化:增长放缓,区域与类型分化明显

人口变化是农村发展的核心指标,报告数据显示,2024年7月至2025年7月,美国农村人口仅增长了76234人,从46333972人增至46410206人,增长率为0.16%,远低于全国0.52%的平均增长率,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2024年的13.61%微降至2025年的13.56%,农村人口增长处于低位。

农村人口增长的动力来源发生了显著变化,人口增长完全由净迁移推动,净迁移带来了171119人的增长,但自然变动呈现反向,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94885人,自然增长率为-0.21%,这意味着人口的机械增长已经完全抵消了自然负增长,这与此前农村人口增长同时依赖自然变动和迁移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也反映出美国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趋势,以及低生育率的长期影响。

不同农村类型的人口增长呈现显著分化:都市邻近县增长最快,增长率为0.26%,贡献了83205人的人口增长,主要得益于与都市的通勤关系,吸引了都市地区的人口外溢;小城市县增长率为0.13%,仅增长5426人,自然变动接近平衡,仅微负增长;而偏远农村县出现了人口净减少,减少了12397人,人口增长率为-0.12%,自然减少和人口外迁共同导致了这一结果。

2020年至2025年的五年数据进一步揭示了区域差异:近一半的农村县(49.4%,即968个县)实现了人口增长,其中243个县的增长率超过5%,这些高增长县主要集中在西部的阿拉斯加、夏威夷、爱达荷、蒙大拿、犹他等州,以及田纳西州、得克萨斯州东部、佛罗里达等地区;另一半以上的农村县(50.6%,即990个县)人口减少,其中163个县的减少率超过5%,年平均减少率约1%,主要分布在大平原、南部沿海平原、阿巴拉契亚和奥扎克地区,包括俄克拉荷马州西部、堪萨斯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西弗吉尼亚州等,玉米带部分州的农村县也出现了明显的人口减少。

按经济类型划分,不同产业的农村人口变化差异巨大:休闲依赖型县的人口增长最快,五年增长率达3.5%,净迁移带来了5.4%的人口流入,虽然自然减少了1.9%,但人口流入完全抵消了自然减少,形成了高增长;而农业依赖型县和矿业依赖型县则出现了人口减少,农业依赖型县人口减少0.9%,矿业依赖型县减少1.5%,人口外迁明显,自然减少和人口外流共同导致了衰退;制造业依赖型、政府部门依赖型和非依赖型(多元化)县则实现了正增长,增长率在0.6%至1.1%之间,其中制造业依赖型县的人口流入主要来自都市邻近的区位优势。

就业市场:增长停滞,行业差异与结构转型凸显

农村就业市场在经历了2019年后的恢复后,增长已陷入停滞。2025年农村总就业仅比2019年(疫情前)增长了0.4%,而全国平均增长达3.7%,农村就业恢复明显滞后于全国水平,且2024年至2025年间,农村就业还出现了轻微下降,减少了约1万人,这与全国就业的小幅增长形成对比,说明农村就业市场在疫情后恢复的基础并不稳固。

不同行业的就业恢复呈现明显分化: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行业是农村就业增长最快的行业,2024年占农村总就业的4.1%,净增长超过10万人,而这一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农村居民的远程办公,疫情后远程办公的普及使得农村劳动力能够参与都市地区的这类高增长行业,无需迁移即可享受行业红利;教育服务和建筑业也实现了就业增长。但同时,部分传统行业的就业出现了明显下降,批发贸易业、制造业和住宿餐饮行业的就业均出现了农村就业减少,其中制造业就业占农村就业的13.3%,下降影响较大,反映出农村制造业面临的长期结构性压力,而住宿餐饮业则受到劳动力成本和人口变化的双重影响。

劳动力市场的其他指标也反映了农村就业的结构性变化:2024年至2025年间,农村失业率从4.0%微升至4.2%,但仍接近疫情前的4.1%,就业市场整体处于稳定状态;劳动力参与率基本稳定,16岁及以上人口的参与率从57.3%微升至57.4%,25至54岁的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参与率从80.5%降至80.2%,仍略高于2019年水平,说明劳动力市场的核心部分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但整体增长动力不足。

从就业变化的区域分布来看,2025年有53.3%的农村县就业仍低于2019年水平,其中玉米带、东北部和五大湖地区的农村县就业下降尤为明显,超过60%的县就业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反映出传统农业和制造业区域的就业压力;但也有部分农村县实现了高增长,25.7%的农村县就业增长率超过全国的3.7%,其中近半数的休闲依赖型县(主要分布在西部、阿拉斯加、夏威夷)实现了高增长,与这类区域的旅游行业繁荣和远程办公的兴起密切相关。

农村不同年龄组的就业结构差异也影响着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年轻劳动者(16至24岁)的全职就业率最低,仅为54%,失业率高达8.8%,兼职率则较高,其中兼职的主要原因是学业或培训;青壮年劳动力(25至54岁)的全职就业率最高,达85%,失业率仅为2%,但近年来全职率略有下降,兼职率上升,其中非经济原因(如家庭、健康等)的兼职增加明显;老年劳动者(55岁及以上)的全职就业率为74%,失业率最低,仅为2.3%,劳动参与率稳定在较高水平,反映出农村老年劳动者更倾向于继续工作,且就业机会相对充足。

贫困水平:近历史低位,区域与产业差异显著

农村贫困率在2025年约为13.7%,接近历史低位,仅略高于2000年的13.4%,自1959年有官方贫困测量以来,农村贫困率仅在八年中低于14%,2023至2025年是其中三年,说明过去25年农村贫困率整体变化不大,长期改善有限,尽管经历了经济周期和疫情冲击,农村贫困率未出现大幅上升,也未实现根本性下降,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全国贫困率则降至10.2%的历史低位,农村与全国的贫困率差距仍较明显,农村贫困率比全国高3.5个百分点,反映出农村经济的相对弱势。

贫困率的区域差异与产业结构高度相关:2000年至2024年间,约四分之一的农村县(25.3%,495个县)实现了贫困率下降,这些县主要分布在经济多元化的区域,如大平原、南部沿海平原、里奥格兰德和西南地区,这些区域的农村经济从单一农业向能源、旅游、技术等多元化产业转型,创造了更多就业和收入;而超过一半的农村县(50.5%,989个县)出现了贫困率上升,这些县集中在制造业依赖型区域,包括东北部和五大湖、玉米带、东部内陆和高地地区,反映出美国农村制造业的长期衰退,导致这些区域的农村县收入下降、贫困率上升。

不同贫困持续状态的分类显示,农村贫困的改善面临结构性挑战:2000至2024年间,83.1%的农村县(1627个)贫困率始终低于20%的高贫困阈值,这些县经济多元,贫困问题相对不严重;9.0%的农村县(177个)始终处于高贫困状态,主要分布在南部沿海平原和东部内陆高地,经济依赖单一产业,如制造业或非依赖型经济,长期面临就业机会不足和收入增长乏力的问题,贫困率中位数在2024年高达25.9%;7.1%的农村县(139个)处于间歇性高贫困状态,贫困率在阈值上下波动,这类县的经济结构相对单一,更易受经济波动影响;仅有0.3%的农村县(6个)成功摆脱了高贫困状态,长期维持在阈值以下,多分布在东部内陆高地,经济结构以非依赖型为主,说明农村贫困的改善需要经济转型和持续的发展支持。

收入增长:差距收窄,产业与区域分化加剧

农村的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经通胀调整)在2000年至2024年间实现了较快增长,总额增加了15606美元,从2000年的30100美元左右增至2024年的45706美元,农村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显著收窄,2000年农村人均收入仅为全国平均的73.6%,2024年已升至77.3%,农村收入的增速超过全国,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3%,而全国为1.1%,说明在过去25年间,农村收入增长的动力强于全国,农村生活水平相对都市的改善幅度大于以往。

收入增长的长期趋势中存在周期性波动,农村收入在经济衰退期间增速放缓甚至下降,在经济扩张期间增速加快,同时疫情期间的收入支持也推动了农村收入的增长,不过这些短期波动并未改变农村收入相对全国稳步收窄的趋势,反映出农村经济的韧性在增强。但区域和产业的收入增长差异巨大:农村县的收入增长被分为多个等级,高增长县(年复合增长率≥4%)仅占0.7%(16个县),主要是偏远农村的农业和矿业依赖型县,分布在大平原和西南区域,这类县的高增长可能与农产品和矿产品价格波动、人口减少导致人均收入分摊、疫情期间收入支持的短期影响有关;中等稳定增长县(2%至4%)占12.7%(248个县),同样以农业依赖型的偏远农村县为主;低增长和极低增长县占多数,分别为59%(1156个县)和26.6%(521个县),这些县多为制造业依赖型或非依赖型,集中在都市邻近区域,反映出农村经济转型的不平衡。

从不同经济类型的农村县收入增长来看,差异更为明显:制造业依赖型县中,超过40%的县收入增长极低或为负,仅有4.2%的县实现高增长;农业依赖型县的情况略好,高增长和中等增长占约30%;而休闲依赖型县的收入增长表现最好,约26.9%的县实现了高增长,说明休闲旅游产业在推动农村收入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依赖型县的收入增长则相对缓慢,高增长占比仅为11.4%,反映出这类区域政府岗位的稳定性较强,但增长动力不足。

住房市场:自有率稳定,供应紧张与负担不均并存

农村住房市场的核心特征是自有率稳定,但住房供应紧张,且负担不均。农村整体的自有率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2024年为74.1%,而全国平均为65.6%,农村自有率比全国高8.5个百分点,近25年来整体波动很小,在71.6%至75.7%之间,说明农村居民拥有住房的比例始终高于都市,这与农村人口年龄结构更老龄化、家庭结构更稳定有关,45岁以上的农村家庭自有率达75%,而年轻家庭的自有率仅为48.1%,年龄是影响住房自有率的核心因素,农村所有年龄组的自有率均高于全国同年龄组。

农村住房市场最突出的问题是供应紧张,2020至2024年间,农村房主空置率低于全国中位数(0.84%)的县占近半数(47.4%,933个县),超过84%的农村县空置率低于2%,属于供应非常紧张的市场,仅约15.5%的农村县空置率超过2%,主要分布在南部沿海平原和大平原的农业与制造业依赖型县,这类区域可能出现了人口减少或经济衰退导致的住房过剩。空置率低意味着农村购房和租房的选择空间有限,难以满足居民的住房需求,尤其是年轻家庭和低收入群体。

住房负担方面,农村家庭的整体住房负担率略低于全国,2020至2024年间,约23.1%的农村家庭将超过30%的收入用于住房(包括租金、抵押贷款、公共事业费和房产税),而全国平均为29.7%,农村住房成本更低是主要原因,不过农村家庭在能源成本上的负担更重,将额外1/3的收入用于能源,形成了住房和能源成本的双重压力。不同住房类型的负担差异显著:拥有抵押贷款的农村家庭负担率为24.4%,低于全国的26.5%;无抵押贷款的农村家庭负担率仅为12%,远低于全国的13.4%,说明农村拥有自有住房且无贷款的家庭经济压力很小;而农村租房家庭的负担率高达37.1%,虽然低于全国的45.5%,但超过1/3的租房家庭仍将大部分收入用于住房,农村租赁市场的可负担性仍是核心问题,尤其是对低收入的年轻租房群体而言。

总体而言,《美国农村全景(2026版)》清晰展现了当前美国农村发展的复杂局面:农村人口增长放缓,结构分化明显,就业市场从远程办公和休闲旅游中获得新动力,贫困率处于低位但区域差异突出,收入增长差距收窄但仍不均衡,住房供应紧张且负担结构存在差异。这些趋势说明美国农村并非一个整体,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农村发展路径和面临的问题差异巨大,未来农村发展需要针对不同区域和产业的特征制定差异化政策,推动农村经济的持续转型,解决人口、就业和住房等领域的结构性挑战。


原文链接:https://www.ers.usda.gov/media/30361/eib-313.pdf?v=57532